的地得

看见几段有意思的对答。

問︰ 在家弟子應如何定早、晚功課？
答︰ 應按各人的時間及喜好而定。若時間緊張可簡單些，不必要仿效出家人的功課。
　　要知道做早、晚課是出家人的功課，因出家人除了吃飯，睡覺外沒有甚麼事情做，時間比較充足。事實上出家人早、晚僅上兩次殿也不一定能了生脫死。真正修行不在此，何況是在家人。
　　真正修行，要了生脫死都是住茅蓬，不定規矩，可能連楞嚴咒也忘掉了。修淨土的人一天到晚念佛，誦經的人一天到晚誦某一部經。到黑夜無光仍能看到經文。這樣就離了生脫死不遠了。
　　我曾跟隨師父到北京西山名上房山探訪一些真正修道的人，他們幾十年不下山，各自住一茅篷，大家相距有一里路，互不往來。到快要糧盡了便到大茅篷取一些米糧，有的四十年來也沒有下過山。冬、夏都是一套衣服，從不穿鞋，氣溫在零下廿度也是這樣，生活簡樸，他們從不做早、晚課，每人選擇自己歡喜修的法門去修，這才是真正一門深入。現今的人誰能做到，誰有資格說一門深入。他們更不與人談話，甚至大年初一，幾十人集合上個早課，想要唸楞嚴咒都唸不成，因為大家都忘記了，最後只好唸了七遍大悲咒。

問︰ 怎樣克服在看經時打瞌睡？
答︰ 很多佛教徒有這情況就認為自己業障深重。其實未必如此。精神不振的原因大多是在年青時體力透支而不發覺，到年紀大了時就出現這個問題，這情形吃藥也不能痊癒。唯有利用打坐慢慢恢復體力，但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這是我自己經驗來的。

问：我们一定明白自己是什么宗吗？
答：我們平常甚麼宗都不是，又念佛，又靜坐，學唯識︰︰，專門念佛，香港、台灣恐怕沒有幾個，我們以往在大陸，念佛的，一天到晚念佛。坐禪的，一天到晚坐禪。以前有一位明鏡禪師，年青時出家，甚麼都不懂，一天到晚參禪，也不跟人來往。有一次，人家放燄口，不夠人數，硬要拉他去濫竽充數。他只好去，佛事大約做了一小時左右，念回向，念至「塵塵剎剎盡圓融，千差萬別一貫通」當下內無身心，外無世界，若有所悟，隔天師父問他當時是否身心世界都空了呢，他說「有」都沒有，更何論「空」。明鏡禪師後來到了台灣觀音寺去，開悟了。前兩年去世。他一通就走了。
         念佛宗，仁光法師專念阿彌陀佛。他二十歲出家，念佛念至甚麼程度？不念而念，他打開水喉，水聲就是在念阿彌陀佛。後來有人說，這麼年輕出家，去念佛學院吧，他於是到佛學院去了。後來他告訴我，到了佛學院，念佛念不成了。
         明鏡禪師的聞偈有所感悟，仁光法師的水聲皆在唸阿彌陀佛，要不是他們多生多生修行所得，也是今生專注努力而成。那才稱宗，我們坐下禪便稱禪宗，念念佛便稱淨土宗，這是還不夠資格的。我們不要聽一些學者說這個不行，那個靠不住。「塵塵剎剎盡圓融，萬別千差一貫通。」一切法都是佛法，何必分別高下。

另外，法师说的一句话也很有道理。适合修禅宗的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有人根利智，看起来很纠缠，事实上，他们是一直在寻找答案，没有结果不罢休，所以能很快的开悟。

忽然好想念北京。
我想它。
单纯地想一座城市。
像想男人那样想。
刚把MSN名字改成“我好想北京”——对着图片想建外SOHO呼啦呼啦的风，想念非常非常高的楼上，那家折磨我每次以10—20分钟写一个文案的广告公司，想念——要么就不想，一想起来就什么都想。想得最狠的是几家我知道已经关掉的夜宵店，固定买烟的烟店，破房子和咬我的蚊子，破出租车。
跟安静讲，我想北京。

在半夜三点遇到上帝 说：
我一朋友,在北京借了十万接了一酒吧,只有半年的使用权.

在半夜三点遇到上帝 说:
我觉得她是疯掉了

xuxiao：我忽然好想北京 说:
疯掉了

在半夜三点遇到上帝 说:
回北京做什么

xuxiao：我忽然好想北京 说:
我？

xuxiao：我忽然好想北京 说:
不知道

xuxiao：我忽然好想北京 说:
我想它

在半夜三点遇到上帝 说:
去了就后悔

xuxiao：我忽然好想北京 说:
对！

在半夜三点遇到上帝 说:
一般是这样

安静，其实我跟你讲，我现在这样子还算是好的。你不知道我那年——哪年我想想，来广州以后的第二年冬天吧，2003，正好去北京出差出了一个月，差点赖在那里不回来了。我昨天还在拍打我的枕头呢，安静，就那个我背到你那去的枕头，我发现已经用它用了三年啦！没有它我就睡不着觉！好象那次是歇斯底里地发泄了一顿想回北京的感情，后来就慢慢好转了，现在差不多是每个季节只发作一次了。但是我又好象是不能回去，一回去就不想它了，那次从机场上三环之前，那种烦躁得非跑掉不可的心情，现在还是记得。
陆续有人在MSN上找我，跟我说“回来吧”，“那就回来吧”，“干脆回北京吧”。这些朋友真是好人，我一年发作好几次，每次都装腔作势说要回去，他们每次都好有耐心的安慰我，说，回来吧，那就回来吧。每次都那么有耐心，那么好人。
马路是第一个在我的MSN上蹦出来的。这个标准的广佬，我唯一认识的电脑专家，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提“回”北京。还把过去的日记贴给我看。
笨蛋马路和笨蛋公路的北京都不是我的北京。
但我知道他在想他的北京。他也知道我在想“我的那个北京”。
一个季节就要想一次。
像想男人那样想。
但我好象没试过这么长时间去想同一个男人的。
最搞笑的是，今年4月之前，我都是排斥坐广州地铁的。因为没办法忘记北京地铁的缘故。
我居然为地铁守节！！！
这个发现让我很晕倒。

那个老师姓张，名字就叫张心兰。我所记得的她，是年老后的模样。一直束着一个髻，面貌到老了的时候也清秀，不大走样。平时穿的衣服很整洁。一般人穿衣服也整洁，但没有她身上那股清洁的气息。整个人的感觉是素，不是可以打混水的人。兼之教的是数学，更有一种理性的意思在身上。

我还没满10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已经去世了，那时得癌的人还不多见。大人们不肯直说那是什么病，好像说出来了就不吉祥。大概是半夜的时候，因为是熟悉的人家，睡梦中跟着父母去慰问。

她是夹道后宿舍楼里，老师中的一户。

有些色彩和形状，在记忆里是顽固、片段而清晰的。比如夹道口那盏路灯，多少年来一贯的低瓦数，一片昏黄。小孩子觑见隔壁的床上有白布下蒙着的人体，而张老师仍如同往常的姿势，坐在旁边一动不动。

是没有看见她哭的。后来她不曾再结婚，我宁愿相信不是她不愿意改嫁，而是没有再找到合适她的男人。

再一次在夜里去夹道后的宿舍区，又是半夜从睡梦中被叫醒。

是高老师家的昙花开了。

朱天文在黄金盟誓之书里说，人说昙花一现，其实是悠长得有如永生。那时候的人和现在不一样，乡镇里的人也不同于城市。我们把昙花开放，当作大事件来欣赏。养着昙花的人家，会在半夜通知隔壁邻居一起来赏花。“是昙花开了”。我还记得父亲把我叫醒时阐述的理由，熟睡的人应该为植物起床，尊重它不可多得的好时光。

高原老师，是我害怕的一户人家。男主人个子高、好看、悠然从容，女主人的脸像猫，我开始记事起，他们就似乎已经是老人了，仍然喜欢拖手散步。我一贯害怕这户人家，也喜欢和他们捣乱。学会走路时开始偷掐他们家的葱，再长大一点偷他们洗好的手帕乱扔，每次都被猫老太告状，她一点也不喜欢我，正如我不喜欢她。

但昙花。昙花是大事情，所以去他们家是不能回避的。究竟那花有多美，开放和凋谢的速度有多快，我都记不清楚。只知道香气不好闻，只是平时都已经睡下的大人们忽然聚拢一堂，让我觉得有趣。

初中的时候，自己跑去夹道后面的一户人家玩，那是个体育老师的家，平时没有来往。某天周末，我站在阳台上无聊，开始吹笛子“滴滴呜呜”地玩，被隔壁人家的姐姐伸出脑袋发现，以为自己吵了人家，遂讪讪放下，不料是她喜欢我，喊我过去，送了一大堆歌谱给我，算是一次成功的小社交。

记忆里最后一次和夹道那边的交往，又是夜里。桌子上放着数学笔记，抽屉里塞着白先勇的《谪仙记》，飞速把李彤的故事囫囵吞枣，看到最后一段，“顷刻间，我感到我非常能够体会慧芬那股深沉而空洞的悲哀，我觉得慧芬那份悲哀是无法用话语慰藉的，这一刻她所需要的是孤独与尊重，我掉过头去，不再去看她，将车子加足了马力，在Times Square的四十二街上快驶起来，四十二街两旁那些大戏院的霓虹灯还在亮着，可是有了阳光却黯淡多了。”这样的描述法，比李彤的死更令我觉得惊心动魄——从此Times Square的灰白和憔悴、冬天的冰雪和肮脏成为我心目中的固定印象，矫正也矫正不过来——忽然父亲探头喊我去张老师家：数学补习时间又到了。我默默拿起数学笔记本，完全心不在焉地往夹道后走，在心目中幻想一个故事场景的老毛病又发作起来：张老师给我讲的题，一点也没听进去，心里全是张嘉行、雷芷苓、李彤和黄慧芬——我在心目中给张老师也派了角色，她是黄慧芬，或者雷芷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