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得

        半夜闲的没事，扒着电脑还不放手，一面在听过去喜欢过的XJAPAN那些老歌，还有读大学时和青木、川泽君最喜欢的乐队ELT的VCD，那一阵我顶迷的还包括小室哲哉和华原朋美、PUFFY帕妃姐妹、morning娘、MAX呢，清水老师每回日本一趟，就好心的替我们捎好些他们的碟回来，大约都是他女儿剩余的物资。
         又看了一遍抽屉的博，一篇篇耙了一遍。又去看她都链了谁的博，分别跑到那些地头上去看，有喜欢的自己又链上。最近我跟谁都推荐抽屉的文，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的漫画大部分我都没看过，但有时候看她讲漫画的文章能略过她在说什么，直接看文字，像看画儿那样看文字就够了。至于那些我能看明白她在说什么的，自然更加是好，有时还会有一种“啊，是”的感觉，就像她说翻译体，不说我还没想到，说了果然觉得那些是，回老家把高中时看过的所谓经典名著亦即翻译小说全数乘父亲不备，偷运至村庄邮局寄回广州。
        临近早晨又去翻赋格的旧库，忽然发现还有零星几篇过去没看过的，简直像清晨捡到宝，谁让他老人家如今不太动笔呢。不过也没关系，回头再去看那些曾经看过的，仍旧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其实，他的文字给我最大的感觉，恐怕还不在于惊心动魄，而是那股“有些‘惘惘地’的劲头”（语见赋格98.10.15），正像他所评价别人的那样，“其实，我熟知人间所有的游戏规则，”，但是“大家的眼光离现世这么近，我都感到一种压迫。”这话也正形容出了他自己，绝非充能弹式的文字。

附注：
         因本人严重视力问题（左眼七十度近视，右眼四十五度散光），搞错了第三段中引号中话的出处——实为johnathan同学所写，而后被格子同学引用。

         那天下午我在故居。
         故居其实不是我的故居，我所曾在那里做的事情只是出生后的一两年间，以无意识的方式停留，在这段时间流里，我的部分仍然停留在上一个我，但其实已经不可避免的来到了这一次的我。年轻的父母曾在那里保留新婚后的激情，和仍然在世并且年老留有一把白胡子的爷爷吵架。而奶奶当时已经去世，留下的是厨房里的崭新全套遗物，地面下埋藏的财富以及十年后因此而起的纷争。那个已经守寡的，他们的大儿媳当时在哪里？总之，她不在我能掌握的回忆里。参与那段生活的我，只顽强地记得曾经因为爷爷的长胡子而发出尖利的哭叫，令他万分伤心，“孩子总是最敏感的”，他把襁褓中的我还给母亲时伤感地说，“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我身上的死亡气息，才不愿意靠近我。”
         我们全家人——我、我的父亲、我父亲这一支（母亲和我属于不同的分祠）都有这种疑神疑鬼的气质。无疑，后来父亲手指发抖便认为自己得了帕金森症，我一喉咙发炎便觉得自己罹患喉癌，头部疼痛就可能得做开颅手术，都来自于家族对自我悲剧气氛的浓烈喜爱。某次我对身边的僧人朋友信口开河，“可能我会在某时某时之前死亡”，或是在走路时随便地说，“头顶那盏大吊灯砸下来会死很多人”，这样的话让僧侣十分为难，他已经多次教育过我不可多说不吉祥的话。这一特质的来源可能并非我从未谋面的奶奶，而是父系一以贯之的怀疑主义。
         当时母亲这样安慰她的公公：“不可能。孩子哭是因为害怕你的长胡子。”她没说出的话是你又坐在这样黑漆漆的房间，一切黯淡的光线似乎都和白胡子交相辉映。
         公平的说，爷爷的白胡子很帅。但这是多年后我付诸于口的表达——也就是说，不可靠的。我无从得知自己当时的心意。
         家族性的悲观怀疑主义，并非空穴来风。至少，爷爷的父亲之离奇失踪，让爷爷拥有完全怀疑的权力。那个我应当称之以太爷的男人，按照徽商惯例于民国时代的江西婺源经商，或者他根本就原是个江西人，最后一次便消失于江西，不曾再有任何音讯。没有人再见到过他，爷爷就这样失去了他的父亲。
         这样的结局让我不断想起《三言二拍》中的那些故事，某人上京赶考，某人外出谋商，或是在外不声不响有了妻室，或是在野地被人谋财害命，总之要么是主动的离开过去他们想离开的生活和妻子，或是被动的按照不曾料想的命运轨迹终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永远的停留在异地，不再能（或不再愿）回到异乡了。一种现代人仍然希冀的人间蒸发的可能性，被古人或民国时的人，不动声色地以古老手段而实现着。这样想起来，不是《三言二拍》，而简直成了村上春树。或者换句话说，在托尔金的通俗小说《魔戒》里，踏出夏尔之前，佛罗多曾经如此对山姆说，走出故乡是危险的，因为你将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这句话大概也可以说成，走出故乡是危险的，因为不论你去向何方，最终回来与否，你都不可能再回到你的故乡。
         抽屉殿在她的某篇文章里曾如此论述：如今的世界里，明清以来的市井气息已经占了绝对的上风。所以我们终归还是要对太爷的消失抱以《三言二拍》式的联想，至少终生从事公安工作的二伯伯就曾说过，如果有朝一日发现江西籍许姓并以惠字命名的男人，也许会是我们的亲戚。这么说来，伯伯们并不认为太爷的失踪是一起凶险的案件，他们一定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外室而抛弃了徽州山区的妻子。
         这一切都在那个下午，母亲在故居里向我展示。其实这叙述中的某些部分，之前我已经知道。但众所周知，人的忘性会毫无准备的在大脑中发作。如今我只看见这旧居里正在下雨，雨水从天井中笔直而至，两边各放着一台石磨，朱红色却暗淡的漆，叶面翠绿的竹子，因污水而发黄的陈年劣质小浴缸和搪瓷洗手盆是糟糕的亲戚曾送来的礼物，一只冰冷的堆放着纸钱冷灰的铁锅。石头，只有石头依然存在，并不因表面附着的青苔而改变其石头的固有属性。
        “天井下面埋藏着铜钱，数目很多”，母亲抬头告诉我。过去的人总是这样，担惊受怕。造房子之前担心是否能在此生造起一栋足以向祖宗炫耀的宅子，造完之后又担心子孙是否能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房屋的翻修。看来他们已经预先做好了拥有一群不成气后代的准备。
         那个下午我在故居。
         雨水正透过天井和木头屋檐打在青苔遍布的暗藏几百吊铜钱的石头地面上。身后的中堂和对联仍是堂姐夫去世前的那幅，花瓶也还是原来的那两个。我拉开八仙桌的抽屉，里面充塞着杂物。小黑白电视已经被搬走，大约七八年前，我还在这台电视上因为《新龙门客栈》而惊艳过。
         房梁上悬挂着一个布囊。
         我抬头注意的搜索，只看见这一个。
         按照徽州人家，至少是我们这一带的风俗，在一个人家的屋檐下死过几个人，就会挂几个布囊。一般来说，你在人家的屋梁上只会发现燕子窝和布囊，当然，还有乱七八糟的电线、日光灯管。
         这个布囊大概意味着堂姐夫的去世，但实际上，我认为这里悬挂的布囊数目应该远远不止此一。奶奶的兄弟、奶奶、爷爷，至少还有这三个。
         此处我所提到的堂姐夫，实际上是我的二堂姐夫。从我母系的亲戚来讲，我拥有两位舅舅以及三位姨妈，因此我同时拥有两位舅妈、三位姨夫，以及由此产生的两位表弟以及三位表妹。以父系而论，我有三位伯伯、三位伯母，因此而产生的三名堂姐、四名堂哥，更有因此派生的三位堂姐夫、四位堂嫂，他们为我提供了共九名堂侄和堂侄女，其中最大的一位侄子，比我年长十三岁。
         以上便是我的家族。可以称其为许氏的家族，因为父系母系均属许姓，父亲和母亲的住宅只有两分钟的路程，两家不出五代的祖上是嫡亲姐妹。当年按辈分因算为我母亲远房（当然是极远的远房）叔叔的父亲，便是如此冒着生出怪胎、畸形儿、白痴以及搞乱整个家族辈分称呼的不伦罪名，结婚了。
         我是他们的产物。至少部分的我是。我一直在努力计算这个所谓“部分”的边界线在于何处。这不比一场攻守城池的战役更简单。
         既然这故居并非母亲的故居——那将是另一篇冗长的日记和自我记忆以及消耗时间之举，还不及一场梦境来得实在——此处将略去他们家族的故事，而仅仅上溯回许长远、江佛清，他们在某年的结合，以及承上启下的故事。

         大年三十，天气不靖，已经连续下了十多天的雨，丝毫未因为父母频繁关注天气预报而停止。因此，阻碍了家庭的所有计划活动。如：上坟祭祖、亲戚间的走动、洒扫、浆洗。
        “天啊天啊你真停当（意即乖巧听话），停当得不得了喔，算你好佬得不得了。”母亲站在窗边自言自语，眼睛望天，脸上挂着笑容。不知情的人会以为她在夸奖老天，而不知道她是被天气到无法了，故此只能朝天老爷笑了。此时我拎了一篮子鸡蛋，穿着长统雨靴，戴着斗笠，刚从鸡们的营地回来。它们是不论雨雪，照常生育的物种。
         在回家过年的前夕，已经在广州街头感受到了所谓“年”的存在，但回到村子里以后，“年”身上的气息反而减淡了。也许因为村庄本身即是怪兽。
         今年，家里的新福利是一套新的主卫和客卫，在大一点的主卫里安装了浴缸，足以让我躺在其中几近入睡，绝不理睬屋檐上雪珠子断续滚落的声音。
         父母执意在老年回到他们最初出生和成长的村庄，并在此做最后的定居。他们第一年搬进这老屋时贴上的春联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因那时还未正式入住，只是夺回了房子，地主的后裔在革命的风浪完全平息后取回自己丢失的东西。今年贴的“尊祖崇宗人为本，光前裕后家是根”——栗子掉进树下的冻土，开始了属于它的冬眠。
         别家也贴春联，街上买来的统一制作，“春满乾坤福满门”“通达”“发财”。也有活泼的，得去猪栏上找——“农民要种田，养猪为过年”。春联全是三十那天的下午贴上的，男丁才能贴，女人只能站在下面看。
         村中的盗贼今年来得猖獗。有人拉着板车去行窃，竟连人家的煤气罐之类笨重家伙也偷走了，独自奋力拉上山岭头，却陷进了泥地。有路过的行人发好心来相助，唬得贼人丢了板车便跑。“前世一劫啊，他哪能想到了呢，最后连自己的车也丢了，搞了一梢子灰。”村人们评论。聪明的就偷现金，倒霉的是几个临街的铺面。
         虽然每天都有打更的。
         各个大队按例划出地盘来，每夜派本队的两人出去打更，两个小时一遍，前人持锣后人持钹，一声声响应着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初二，抽了个空子去上坟，下了一夜雪，路反而稍微干燥了。         
         初四，在朋友家打了一夜牌，出门去上茅房，一路擎着打火机摸着走，火机的火苗每一亮，眼前就纷纷扬扬多了无数片正在落的雪花。          
         初五，回广州。连续打了三天吊针。
         初七，家里供佛的油用光了，正好去光孝寺走一趟。不知道那天正是个“人日”，庙里挤满了信众。我在大殿里也拜了一遭，爬起来时身边男人正高举一把香，眼睛紧紧闭着，嘴像机关枪扫射似的念着“发达发达发达发达”。
         初九，断了几个月的家庭宽带网络终于恢复了，上网。

（老家的后门头）

（还是后门）

（我的睡床）

（蚊帐、青布棉被、土布罩着的老沙发）

（徽州马桶）

（用无锡存钱泥娃娃代替灶神、对联，都是爸妈的创意）

（江南冬雪后的五马坊和大观亭）

（双寿承恩坊和它背后的高阳桥）

（高阳桥上的圆窗朝外望去）

（祠堂边的窄巷）

一路发着烧飞回广州。春节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打吊针，医生给开了四天份的针剂，又拿手电筒照照我的扁桃体——“你的嗓子眼儿里都流脓啦”。好不恶心的本命年，就这样拉开鸟序幕。